在具體的歷史場景中,無論是「中」還是「外」都只是一種暫時性的空間區隔和身份標識。一旦「外」進入「中」,很快就會形成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的新關係模式。從這個意義上說,將在華基督教一直視為「洋教」,作為攻擊的物件,只是民族主義的一種話語策略,並非歷史的真實。從馬禮遜進入廣州開始,基督教的本土化、中國化進程就已經開始,這是一種自然發生的過程。在差會和本地社會的互動過程中,逐漸形成了新的教會模式,美國學者裴士丹(Daniel H. Bays)稱之為「中外新教聯合建制」(Sino-Foreign ProtestantEstablishment)。就來華傳教士設定的最終目標來看,這種模式當然不是理想模式,它只是一種過渡形態。不過,這卻是包括監理會在內的各主流宗派教會的共同模式。在這種模式形成的早期階段,來華傳教士無疑處於核心地位,即使到後來本地教會陸續建立起來後,傳教士仍然佔有很重要的位置。對待這種模式不能簡單地給予肯定或否定,而應仔細分析其在具體歷史處境中的作用和影響。